企业信用评级体系对于提升金融（血脉）服务实体经济（肌体）发展的质效具备极其重大作用。2022年3月，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高水平发展 促进形成新发展格局的意见》，指出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是供需有效衔接的重要保障，是资源优化配置的坚实基础，是良好营商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
全国人大代表、立信会计师事务所董事长朱建弟指出，中国建设高质量企业信用评级体系，需要在借鉴国际经验基础上，结合我国真实的情况探索出适合中国国情的信用评级方法和可落地实践的技术手段。
2022年6月，审计署发布的《国务院关于2021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显示，多家中小银行存在掩盖不良资产、资本充足率低、流动性管理不规范等风险问题。2022年8月，中国人民银行召开下半年工作会议明白准确地提出“防范化解中小银行风险”。中小银行是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金融体系的薄弱环节。近年来，中国处在外部经济环境不确定性提高和内部经济发展模式转换的关键时期，宏观经济下降带来的压力增大，中小银行风险问题值得重点关注。
朱建弟指出，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我国信用体系建设取得长足进步，但目前国内企业信用评级体系仍面临评级虚高、区分度不足、事前预警功能弱等问题，特别是缺乏在国际上有一定的影响力的信用评级公司，评级技术、评级结果的全球影响力和认可度都偏弱。
具体来看，他认为，我国企业信用问题大多分布在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信用评级机构缺乏国际话语权，市场认可度和独立性不足。
目前，我国已成为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二大债券市场，全球影响力日益提升，但缺乏与之相匹配的信用评级机构。信用评级机构的国际竞争力特别大程度上取决于评级话语权结构，虽然我国已经逐步培育几家具有一定国内竞争力的信用评级机构，但是国际声誉和国际线月，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高水平发展促进形成新发展格局的意见》，提出要“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信用评级机构”。
朱建弟指出，目前机构受到的最大监管处罚仅是“暂停业务”，只进不出的结果导致监管效力甚微。为增强信用评级业务的市场化约束，近年来监管部门逐步取消了强制评级，减少评级依赖，评级市场刚性需求下滑，叠加经济下降带来的压力，评级整体市场受一定的影响，总体业务量下降。“标普中国和惠誉博华等外资机构的加入并未产生‘鲶鱼效应’，评级机构之间的存量竞争进一步加剧，信用评级机构的市场认可度和独立性有待提升。”朱建弟说。
第二，朱建弟指出，专门信用评级方法缺乏，中小企业评级亟待差异化服务。我国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尚未有效缓解。大型金融机构更加倾向大企业而不是中小企业进行贷款，而中小金融机构给中小企业贷款时审核流程长、贷款利率高且普遍要求担保和抵质押等。这些都导致目前中小企业面临融资成本高、融资难等的局面。
针对以上问题，朱建弟指出，对那些已拥有研发成果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因后续资金的不足，技术成果往往无法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这样一些问题与市场缺乏符合科技型企业特征的信用模型息息相关。探索中小企业信用评级技术，改进评级机制缓解银行和企业信息不对称问题，有助于改善中国中小企业融资环境。
绿色低碳发展是我国乃至全球新发展理念，对经济、产业和企业都引致许多新要求。国际国内多家评级机构和商业机构开展绿色信用评级业务，但有关标准在国内国际之间、国内各监管部门之间有不统一情况。
朱建弟指出，目前，各家机构基于不同的绿色分类标准做绿色评级体系的设计，缺乏行业统一的绿色评级逻辑框架，使得各家机构之间自成一派，绿色评级结论之间缺乏可比性，从而大大影响了绿色评级的权威性和公信力，也对投资人在绿色评级结论的应用选择上造成一定困扰。
“由于目前我国绿色信息公开披露体系尚不完备，全社会绿色经济核算体系尚未实现，绿色数据披露以企业自愿披露为主，数据披露不规范。同时，碳交易市场尚处于起步阶段，碳定价机制还不成熟，碳排放量和碳资产作为衡量企业环境外部性内部化关键要素，其价值评估缺乏可靠的量化依据，对绿色信用评级指标的选择、测算和量化模型的构建都带来较大的困难。”朱建弟说。
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更高水平开放进程中，我国商业银行全球化发展是必然趋势，也是提升我国金融全球竞争力的必由之路。我国商业银行业务全球化发展需要信用评级机构的支撑，须充分的发挥制度优势，坚持“政府+市场”双轮驱动，集中社会多方面资源，加强政产学研相结合，集中力量培育信用评级机构的国际竞争话语权。
朱建弟建议，第一，推动建立国有控股、多方合力的新型企业信用评级公司，提升更高水平开放进程中信用评级国际话语权。
具体而言，朱建弟指出，须尽快推动建立国有控股的，金融机构、会计师事务所、信用服务机构、科技公司、高等院校等多方合作的新型信用评级公司。充分的发挥各主体作用，比如信用服务机构的已有业务经验，会计师事务所掌握企业信息的动态更新能力，高等院校跟踪信用评级国际前沿趋势作用，科技公司发挥大数据信用评级与信用信息市场化应用，构建行业规范化发展和评级技术提升，服务于多行业、多主体、被市场广泛接受认可的企业信用评级模型。
第二，关注银行信贷重点方向，推动研发信用评级专项指标和方案。中小科创企业信用贷款亟待信用评级创新，针对大规模的公司的评级指标和尽调方法并不能完全适用于中小企业，中小企业的评级指标应更加简化，指标数量有所减少，注重企业经营情况；绿色低碳发展下银行信贷面临新任务，加强ESG因素对于信用评级影响的研究。
信用评级方法强调分行业、局部通用性，有利于推进评级机构评级技术标准化，体现基础原理、基本逻辑的一致性、系统性特点，但是评级要素的通用性不能掩盖各行业特征的差异性，包括财务、经营等各方面都有几率存在明显差异。
因此，朱建弟认为，具体行业企业在评级时需要最大限度地考虑通用性与灵活性或特殊性之间的均衡。在优化评级生态方面，因为评级涉及到投资人、发行人、中介等各个主体，所以良好生态的建立需要一个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要引导评级机构逐步构建起独立、客观、公正、诚信的行业文化，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
第三，加强信用评级联合监管，提升信用评级和风险防范质量。在市场准入与退出机制方面，加强监管部门的联动机制建设，凝聚监管合力；在常规业务监管方面，重视信用评级机构业务制度与内控制度建设，强化市场约束机制加强信息公开披露监管。
具体来看，朱建弟表示，推动信用评级机构提升评级质量并探索信用评级业务新模式，以保证信用评级的独立性。引导信用评级机构探索建立行业内公认的违约认定标准，构建以违约率为核心的信用评级质量检验机制，持续改进完善信用评级方法模型，加大对风险的跟踪力度，提升评级的及时性和前瞻性，动态监测受评主体的信用风险，提升评级的风险预警能力。
